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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清茶三议
    发布时间: 2011/11/1 9:35:12 被阅览数: 558 次 来源: 新浪博客
    文字 〖 〗 

        最近参加了两个诗会,看山水是与不是之间,便想到一个问题,什么是好诗人?有诗家曾告诉我,撇开形式说,好诗人不一定要出口成章骈四骊六,而单就形式而言,新兴诗人多取“冷艳”的风格。对么?我很呆板很固执地不认同这个说辞,诗一定要一律神骨俱冷吗?或者说,笔法一定要一律独具冷韵吗? 

        实质上是一个误区。别出心裁往往弄巧成拙。诗有别裁是老话,是指修养、境界种种,并不是一哄而上造势革新,你朦胧也更朦胧,你不讲格律韵脚,我干脆不要标点。你装神弄鬼,我敢上街裸奔。这就有扎堆卖白菜之嫌了。诗人越出越多,或是力有不逮,或是远离尘嚣。举目四望,芸芸诗众,货真价实的精英鲜见矣,这是一种特殊境遇的悲凉。而越是这样,诗家越应该诚恳地按照传统出牌,读者不一定要非“牌亮”的诗不读。不说百步芳草十步毒蛇的客套话儿,一个好的诗人或许就在你的身边。 

        好诗人的标准就是雅俗共赏冰炭同炉。 

        前几天看到了网友“清茶一杯”这本诗集,觉得作者的文风独立,有传承、有创新。这是诗人不错的一种选择。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令我叹服,文笔亦优亦美,叙述繁简有致,或七言或五言,绰约几笔,却能将诗歌的脉络梳理清楚。江水谁言尽?幽情我自长。冰心托老雁,柳绿话西窗。寥寥四句,便勾画出作者的学术历程与性格志趣。简洁中的美丽才是最持久的。掩卷思考,在这样一个复制与原创混杂,猫与老鼠商榷的时代,没有节概炳然的英雄,其所手编,当以人重,尤不可使之泯没。读清茶的诗,先有了一种庄重态度,故特录存之,备杂家之一种焉。图方便,举个例子。当年傅斯年主持史语所时,买到一部杨守敬的《古诗存目录》,这本书当时并无声名,但他却看出这本书有很大的潜力,他要逯钦立把它做下去。逯氏以杨目为引导,研治数十年,所成远远超过前人。逯钦立从这个事情开始,一直做到中华书局于1983年正式出版,经过了几十年的辛苦。逯钦立还在李庄的时候,喜欢上了李庄的一位女孩,傅斯年给女孩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说:他的这部书现在已经就绪,将来如果出版的话,必定洛阳纸贵,身价百倍,“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”,所以,您可以放心把女儿嫁给他。世事蜩螗,后来这本书成了一部探索古文的典章。故事讲完(删除其中爱情一节),再说“清茶”的优势,我们就有了议论: 

       一议:清茶论物。文人墨客,多以相夸,所谓清供者是也。然矫言雅尚,反增俗态者有焉。在清代,富也风雅,穷也风雅,风雅是风雅,附庸风雅亦风雅,清赏不再是权贵的专利,书房也不再是文人的专宠。谈“文人”与“雅士”之不同,言区别在于笔墨重心和叙述旨趣。文人写作,志在人生世态;雅士弄笔,精于风景器物。前者不免热血,后者往往淡定。前者入世,后者脱俗。若是依此标准,清茶先生必是不折不扣的“雅士”一枚了。但在这乱花迷眼的世相中,以谈歌目力所及,能做到写山水不染粗俗气、写人情而不沾粉脂气的,或是只有这位清茶先生了。他的诗正应了《诗话》那句,“宁古无时,宁朴无巧,宁俭无俗”,自然,素雅,低调,且不带点微教条,这应该就是所谓“贵介风流,雅人深致”的精髓了吧。清茶所写的这些“物”,笼罩着一重诗性的光辉,与本雅明所言的“灵光”颇有契合之处,是物与人的交响。古代士人的风雅生活由抚琴、调香、赏花、观画、弈棋、烹茶、听风、饮酒、观瀑、采菊……等等构成,而床桌、行幛、花瓶、茶角、香筒、拜匣、砚山、手炉、熏笼、折扇、纸帐、十八子、剔牙杖、剔彩锦文长方盒、白玉错金嵌宝石碗、镂雕古钱纹象牙管紫毫笔……种种,则是风雅生活的表征之物。清茶居现代,但书中的事物亦是琳琅满目——心底之物,笔下之物,句中吟咏之物,字里描摹之物,现实之物,史中之物——在其参差对照之下,竟令他心境中的物质生活如此充满精神意蕴,反衬出机械复制时代泛滥成灾的物质,竟是那般粗鄙或者不堪。

        凡间事物,俗固然不可耐,雅到极处,难以亲近,亦失可爱。有清一代,文震亨所提倡的简淡古雅、规行矩步的明式风格,渐失拥趸,或是李渔那种花样翻新、与人方便的世俗情致易于模仿。清茶的诗歌艺术形象有“生气”或“生趣”,即灵活、生动而感人。或是清茶先生深知,“诗无生趣,如木马泥龙,徒增人厌”。欲有“生气”、“生趣”,则语言需生动传神,“总须字立纸上,不可字卧纸上”;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,一味白描神活现,清茶一杯并不是“填书塞典,满纸死气,自矜淹博”,因为他更知道这样会扼杀诗之生气、生趣。但倘若用典而“无填砌痕”又“贴切”,则也不一概排斥。比较《长物志》与《闲情偶寄》便能领略,前者文体简洁,后者言语啰嗦;前者师法古人,后者别出心裁;前者全是判断,让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;后者全是说明,沾沾自喜又面面俱到。鉴于诗写真情,因此标举诗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:“圣人称:‘诗可以兴’,以其最易感人也。”强调“诗能入人心脾,便是佳诗”,借以反对“动称纲常名教”的“诗教”观。清茶的诗颇重视性灵,随手拈来这首《游白石山》: 

        过雨弥湿气,摇风筛日晖。
        溪幽林鸟悦,岭耸壑云飞。 
        心静致遥远,身修杜细微。 
        髯翁花径里,拄杖乐吟归。 


        这诗并非香艳非常, 但却贯通着神韵!

        二议:清茶诗才。“性灵”既指性情又包括“笔性灵”的含义,表现为才思敏捷。《诗话》认为,“诗文之道,全关天分,聪颖之人,一指便悟”。清茶的作品主诗才、天分,但并不废弃学问,故指出“凡多读书为诗家要事,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”。清茶的目的不在以书卷代替灵性,而是“欲其助我神气耳”,表现的自然天成、毫不雕琢,为此尤其赞赏“劳人思妇,静狡童矢口而成”式的歌谣。由此议论,便要扯到袁枚,袁氏不反对人功,特别赞同文人诗“人功未极,则天籁亦无因而至;虽云天籁,亦须从人力求之”的观点,所谓“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也”。这是艺术辩证法。诗人创作首先必须是真情,所谓“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”,诗人唯有具备真情才能产生创作冲动:“情至不能已,氤氲化作诗。这本诗集我读过三遍之多,发觉了其中有一个清茶式的玄机,即在简单的形式中,直陈的诗句出现在难解的诗句前面,这样就允许读者在自然的阅读过程中进行调整。在较复杂的例子中,如《回首》:韶光慷慨换青衫,赚个书生错喜欢。一叶扁舟伏浪去,七分诗韵入橱闲。僚多常耻与饕伍,功少时惭支俸钱。岁月蹉跎浑似梦,清风吹袖确安然。决定的诗句跟随在难解的诗句后面,这就迫使读者回过头来,对两者的关系产生疑问,从而校正第一次阅读。这种诗法,承接了中国对句大师特有的诗歌传统——如杜甫——两句诗可能都是困难,或一句诗将不可能的解释强加于另一句。尚不知这是清茶的别有用心还是种浑然天成。

        三议:清茶形骸脱略的个性。如果仔细端倪,不难看出清茶所代表的确是明代的一脉美学,概括地说即是四个字:删繁去奢。清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熟稔,使沉重的名物研究轻盈飞扬起来,以物解诗,由诗见物,诗物互证,诗意盎然。诗人创作需有个性,所谓“作诗,不可以无我”。“有人无我,是傀儡也”。突出“我”即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、气质、审美能力等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。因为有“我”,故在艺术构思时则要求有独创精神,所谓“精心独运,自出新裁”,才能独抒性灵,“出新意,去陈言”,写出迥不犹人的佳作。对于士人来说,一桌一榻或一椅,便随处可以将起居安排得适意,可室中独处,也可提挈出行,或留恋山水,或栖息池阁。可坐可卧,闻香、听雪、抚风、观涛……种种。无一不是随着心境节奏,看花开花落,安闲如空山灵雨,自然若云之出岫。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个性,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风格,《诗话》主张风格的多样化,“诗如天生花卉,春兰秋菊,各有一时之秀……无所为第一、第二也”。由此我猜测,清茶对传统中所谓的神韵诗既不推崇,亦不贬斥,在他的诗学观里,大概“不过诗中一格耳”,“诗不必首首如是,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”。清茶的文风,没有来自底层的村俗,没有来自草莽的愤懑,没有来自书斋的高深,也没有来自闺阁的幽怨,始终是沉着的、淡定的、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。须知先有真性情,方有活格律,格律从来不在性情之外。 

        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“诗人对宇宙人生,须入乎其内,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,故能写之;出乎其外,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,故有生气;出乎其外,故有高致。”这是对诗人作诗词人作词的要求,读者读诗似乎也该如此。也许是中国读者浸淫唐诗之中太久,若非经人提醒,恐怕真要沉醉其中恍然“不知今昔何昔”了。清茶先生“入乎其内”—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与兴趣及良好的语言感受能力,故能深入其中,“有生气”;“出乎其外”——处于中国学术传统之外,故能出而观之,“有高致”——这便是清茶的历史位置的优越处。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律诗常用的对偶,即对句艺术,清茶清楚地认识到了对句虽然总是表现实际世界,但它基本上是一种抽象关系的艺术。这种艺术往往能自成一个世界,而超出了作者的原先预料与期望。清茶有细腻动人的发现,却并不是因为他所处物质条件的优越——而是他心灵上的纯粹,在这个浮躁与淡定纠结的文学时代,尤难做到呢。

        写到最后,扯句闲篇,众所周知的那个“江淹才尽”的故事。江淹氏罢官于宣城,夜宿野寺,梦见一美男自称郭璞,对他说:我有笔在你那里多年,可否还我?江淹从怀中掏出五色笔还他,从此做诗便不再成语。这故事其实是写文人的恐惧。现实中,做诗人这行(小说家散文家也是),皆有这样的恐惧,谁个知道,某一日醒来,五色笔不再,从此平庸失语。 


        清茶或然不会失语? 



        

   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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